古代大臣见君王都需要下跪吗，为何电视中跪得各种各样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问题。
清乾隆五，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访，他受英国国王派遣，向乾隆皇帝祝寿。不过祝寿只是表面理由，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开辟市场。在这次来访期间，双方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最后使得双方不欢而散，马戛尔尼出使彻底失败。
按照清朝的规定，来访使臣必须对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但是英王早有交代，在不失国体的情况下迁就的礼仪，所以三跪九叩是英国使臣无法接受的。
为了体现平等，英使提出派同级官员跪拜英王肖像，但清廷拒绝了此提议。如此一来，马戛尔尼坚持只能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双方一时陷入了僵局。
后来，马戛尔尼到底跪没跪众说纷纭，但是双方谈判确实是因此谈崩了。
到了嘉庆二十一年，英王第二次派使团来访，这次的使团依然因为礼仪之争而被清廷驱逐出境。由此可见，清朝皇帝对于跪拜礼仪的重视度极高，认为这关乎国本，决不容他国冒犯。
我想大多数人还是站在“该跪”这一边的，毕竟我们常会看历史影视剧，臣子叩拜君王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正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跪那就是坏了规矩，那就是心怀不敬，跪才是理所应当。
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
先不说洋人本就没有“下跪叩头”的传统，单看我们本国的历史中，臣子跪叩君王的情况也并非一开始就有的。我们不妨先捋一捋“跪叩君王”的礼仪是怎么来的。
跪叩君王，源起何时？
从三皇五帝乃至夏、商两朝，由于确切的文字史料不足，我们不便于去研究当时的跪礼具体如何。但我们知道的是，周礼是在商礼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的，是集大成者，而商礼也一定会借鉴夏礼，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研究周礼，将其作为周以前各时期的代表。
而从东周开始，我们正好有一批靠谱的文字史料可以研究参考，比如鲁国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时间上限是公元前722年）、《史记》、《资治通鉴》（时间上限为公元前403年）等等。翻阅史料，我们在东周时期并未发现“下跪叩头”的相关记载，倒是常见“拜”的动作。
然而，“拜”并不等于“下跪叩头”，要知道在椅子还没被广泛应用之前，古人通常是席地而坐，下面垫着席子或者用胡床，就像电视剧《三国演义》中那样，大臣们在朝堂议事都是跪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本身就跪着的情况下，行礼只是添加一些上半身的动作，如俯身、低头、拱手等，而等到唐宋以后，随着椅子的流行，跪坐逐渐被淘汰，那时的“下跪”才是真正的下跪动作。
关于拜礼，宋朝人王林在《野客丛书》中说得比较透彻：“古者拜礼，非特首至地，然后为拜也。凡头俯膝屈手动，皆谓之拜。按《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三空首，四振动，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肃拜。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空手拜，头至手也；振动，以两手相击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吉拜：左掌包右拳；凶拜：右掌包左拳）
九种拜法用法有异，各不相同，所以拜与下跪叩头不可混为一谈。
那么在东周时期，君臣见面的礼仪大致如何呢？我们不妨通过史料中的故事去了解一下。
《吕氏春秋·下贤》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话说魏文侯去拜访儒门名士段干木，站得累了依然不敢坐下休息。回来以后，魏文侯又召见翟（zhái）黄，却是箕踞（jī jù）着与其谈话。这鲜明的反差令翟黄很不高兴，魏文侯见此对他解释道：“我礼遇段干木，是因为请他做官他不做，给他俸禄他不受。而你想当官，我就授予你相位，想得俸禄，我就给你上卿待遇。你既然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和俸禄，又怎能再要求我以礼相待呢？”
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先不说臣子要不要跪叩君王，只说君王的坐姿太随意，臣子居然可以表示不满，可见当时的君臣关系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尊卑分明。
再来看一则《晏子春秋》的故事：
话说齐景公有一天喝酒喝高了，对众臣道：“今日要与诸位畅饮，请大家不要拘于礼数。”
晏婴一听，立即正色劝谏道：“君上所言有误，众臣巴不得您废除礼数。如果没有礼仪的约束，臣民如何能被节制，要知道他们的勇力合在一起足以杀死君王。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守礼仪，否则强者肆意欺凌弱者，则君王更替不断，国家永无宁日，到时候您要怎么办呢？所以《诗经》中说，人要是不知礼，还不如早点死了的好。”
齐景公沉湎于享乐，并没有听从晏婴的谏言。稍后，齐景公起身外出，晏婴视若无睹，没有起身；等齐景公回来时，晏婴依然老神在在，还是不起身；举杯同饮时，晏婴还抢先喝酒。齐景公见此面露怒容，质问晏婴道：“之前你劝谏寡人不可废除礼仪，等轮到你自己身上，寡人出入你不起身，喝酒你还抢先，这就是你说的守礼吗？”
晏婴起身离开席位，稽（qǐ）首拜道：“臣怎么敢忘记与君上说的话，这样做不过是想向您展示无礼的危害。君上如果想要无礼，这便是后果。”
齐景公答道：“若真是这样，就是寡人的错了。夫子请回席位，寡人听从你的谏言。”接下来又喝了三巡酒，就停止了酒宴。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能看到春秋时期的君臣关系还是比较宽和的，晏婴为了进谏有效果，可以故意对君王无礼，让君王尝尝难受的滋味，最后再用郑重的稽首礼请罪，以平衡君王的心态。这种君臣关系在后世皇权高度集中后，是很难出现的，敢故意对君王无礼，哪怕你是为了进谏，也是罪无可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齐景公曾有段时间相信一个楚国巫师，巫师忽悠到妙处，听得齐景公五迷三道，居然给巫师行了稽首礼。要知道稽首礼是“九拜”中最隆重的，通常是臣子对君王的礼仪，就连家臣对士大夫都不允许使用，以示“国无二君”。由此也能看出，春秋时期的君王们还没有那么的高高在上，臣子面君时不必行大礼，通常只在恭贺、请罪或其他正式仪式中使用稽首拜，而君王有时也会向其他人行礼。
△稽首拜：跪下并拱手至地，头也至地，头须停留一段时间。
战国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史记·商君传》中记载，商鞅去见秦孝公时，讲述强国之道到了关键处，秦孝公听得入迷，“不觉膝之前于席”，也就是二人同桌面对面而坐。
而《史记·刺客传》中记载，燕国太子丹为了刺秦，当面托付重任给荆轲时，又是“再拜而跪”，又是“避席顿首”，也就是太子丹给荆轲下跪叩头。太子虽不是君王，但是作为国之储君，对义士能做到下跪叩头，也能看出当时的君王没后来那么多“臭架子”。
等到秦始皇一统六国，他也只是把名号由“王”改“皇帝”，自称为“朕”，命为“制”，令为“诏”，但依然没有制定三叩九跪的君臣大礼。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既然正主不是雄才大略的始皇帝，那么“三跪九叩”的大礼到底谁才是始作俑者？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秦始皇之后又有一位雄主那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崛起于微末，才干很强，但读书不多，自然也不把儒生放在眼里，甚至曾经在儒生的帽子里。
不过，后来刘邦手下的猛士们给刘邦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不得不找儒生帮忙解决。话说刘邦虽然当上了皇帝，但是他的手下们毕竟出身草莽，完全不懂规矩为何物，在皇宫中依然像过去一样，酩酊大醉，高呼乱嚎，放浪形骸，击剑砍柱。刘邦对此感到十分厌恶，毕竟过去那是创业时期，团队士气最重要，现在天下一统了，该讲的体面必须跟上。
之前说了，刘邦读书少，没什么办法。但有个人瞅准时机，站了出来，他就是叔孙通。
叔孙通原是秦朝的待诏博士，在儒学界小有名气，他读书很多，但人却不那么迂腐，很懂圆润变通之道。当初陈胜、吴广起义，消息传来后，一部分“死心眼”的博士都告诉秦二世这就是。而看清秦二世逃避心理的叔孙通，见风使舵地说起义军是土鸡瓦狗，不值一提。结果“死心眼”的博士们都被定了罪，只有叔孙通讨上欢心，得到重赏。
△刘邦
后来，叔孙通辗转投靠了时为汉王的刘邦，听说刘邦不喜儒服，就换上了楚式短打衣。总之，叔孙通走哪都不缺“眼力见”。
原本打天下时，儒生无用武之地，跟随叔孙通的百余名儒生感到很是苦闷。可是到了刘邦想制定礼仪、约束臣下时，叔孙通和追随他的儒生们终于有了大秀身手的机会。
觉得人手不够，叔孙通又从鲁国征集了一批儒生，成立了礼仪制定团队。叔孙通带领团队广采古礼、融合秦礼，制定出了一套博采众家之长的礼仪来。
之后，叔孙通又请求刘邦准许自己训练大臣学习这套礼仪。刘邦批准后，脑子活范的叔孙通硬是想办法把一众莽汉子都给教会了。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叔孙通随即上奏申请交差，验收成果。
整套朝仪如下：
文武官员由礼官引导，依次序进入殿内，分左、右两班，跪于两厢。皇宫禁军站在文武百官之后，一连串的官员接力般地高喊“皇帝驾到”，声音由远而近，刘邦这时在众人的簇拥下，乘辇缓缓而出。一见皇上驾到，文武百官立即按官职大小，开始轮番上前背出令人肉麻的贺词。然后，酒宴开始。与以往乌烟瘴气的情况不同，那些平日里桀骜不驯的将军们都老实地跪伏在地，然后抬首仰颈地往上看君王，整个宴会中无人敢高声喧哗，肆意妄为，乐得刘邦连声说：“好！朕到了今日方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啊！”
《史记》记载：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
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
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阵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
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候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殿上者皆伏即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触九行，谒者言‘罢酒’。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金。”
此事在《史记》中有详细记载，叔孙通也因此得了重赏。从此以后，皇帝的地位在儒家的朝仪加持下越发高不可攀，臣子对君王必须恭敬仰视，再也不能像先秦时期那样相对随意了。而我们追溯的君臣大礼应该就是从汉朝开始的。
再多说一点，自汉朝到宋朝，有两类人是可以在面君时免跪礼的：
第一类是加九锡者，比如王莽、曹操、司马懿、高欢、杨坚等等，不过按照历史的潜规则，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奏，所以这类人出现了，皇帝就倒霉了；
第二类是帝师，即教皇帝读书的侍读学士，他们面君时可以免跪，但是教书时依然要站着讲课，还是挺辛苦的。
愈发卑微的跪礼
凡事都有发展成熟的过程，跪礼也是一样。汉朝的跪礼只是一个开端，毕竟汉朝并不像后来那样严苛——面君必跪，而且由跪坐的姿态行礼叩首，也算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唐宋之时，随着椅子的广泛使用，跪礼变得越来越体现尊卑性，因为人们坐得越来越高了，跪坐的逐渐被淘汰，下跪的动作便越来越明显了。但唐宋时期只有重大场合才用跪礼，比如祭祀、庆典、大朝会等，日常就算是君臣之间也是多用“长揖”、“叉手礼”等，毕竟唐宋的风骨还是很自由坚挺的，谁愿意总是给人又跪又磕的。
△叉手礼
可以说到了宋朝，跪拜才真正意义上具备了下跪的动作，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广泛地坐椅子了，而朝臣们上朝时也由跪坐变成了站立。
而到了元朝，跪礼的味道变了，开始带有卑贱、屈辱的色彩。理由也不复杂，当时的蒙人征服了中原，为了维护自身统治，他们需要格外突出自己的统治地位，压服汉人。
正如康有为在《拟免跪拜诏》中所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在《元朝名臣事略》中也有“皆跪奏事”的描述，可引例子很多，不再赘述。由此可见，面君奏事必须跪拜是从元朝开始的。
到了明朝，明太祖驱除鞑虏，恢复汉家统治，做了很多改良前朝弊病的事，但是不包括跪拜。明朝延续了元朝的跪拜制度，理由我想也不复杂，朱元璋作为出身最低的大一统皇帝，他也心虚，怕镇不住臣民，所以就不能放松礼仪。
据《大明会典》记载：“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即起。”
清朝更是变本加厉，在明朝的基础上，将跪礼制定得更加严格。理由也简单，清朝的心理和元朝差不多，少数民族统治汉家江山，心里很没安全感，加上又是奴才式管理体制，所以清朝的跪礼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群臣也要跪着听。所以说，元明清三朝的官越来越像磕头虫，清朝干脆流传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六字秘诀。
如果大家还记得前面东周时期的君臣礼仪，就会发现到了元朝以后，变化已经非常之大了。当官如果没有一副好膝盖，恐怕就只能告老还乡了。因为不管什么场合，面君那就得跪叩；奏事的时候还是得跪着；皇帝交代完事情，还得“叩头承旨”，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荒谬之极。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时代不同，君臣的相见之礼也是不同的，臣子并不是总要向君王下跪叩头——东周时期的礼仪还很宽松；汉朝开始，君臣见面礼仪变得标准化、隆重化，拉大了君臣之间的距离；到了元朝，面君时跪叩成了常态，明朝延续了这一点，而清朝最为严苛，达到了君臣跪叩礼仪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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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和杨贵妃有何关系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打着诛杀杨国忠的旗帜发动叛乱，一场安史之乱让大唐从强盛走向衰落。但安禄山本人却死的极为窝囊。他没有死在令他汗流浃背的李林甫之手，也没有死在一直和他争权的杨国忠之手，更没有死在唐玄宗之手，反而死在了自己最亲近之人的手中，他的心腹大将严庄、他的儿子安庆绪、他的心腹李猪儿这三个人联合起来要了他的命。
这样一看，安禄山反叛实在是不值得，完全是为他人做嫁衣，更有人认为安禄山反叛和杨贵妃脱不了干系，这并非无稽之谈，只不过和人们想的不一样，实际上安禄山反叛除了要诛杀杨国忠外，还要除掉杨贵妃，这才符合他的清君侧之名。
只是人们更愿意相信安禄山和杨贵妃之间是有不干净的关系的，比如明着是干娘和干儿子的关系，暗地里却是已经勾搭在了一起，这个倒真是无稽之谈了。安禄山之所以认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子为干娘，完全是为了向唐玄宗示好，而杨贵妃之所以答应也完全是唐玄宗的授意，这其中并没有私情，四姑娘之前写过一篇文详细说明这件事，这里就不多说了。还是写写安禄山的死亡。
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势如破竹，很快就攻下了洛阳和长安，唐玄宗灰溜溜的跑去了四川。而安禄山在洛阳建国称帝，成为大燕国的皇帝，只是这个皇帝做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至德二载的春节，安禄山就被杀了。当时安禄山已经胖的走不动了，而且身上的毒疮发作已经影响到了视力，几近失明。
安禄山的情绪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身体的疼痛反应在情绪上，脾气暴躁了很多，安禄山动辄打骂身边的大臣和，这为安禄山的死埋下了隐患。于是，严庄、李猪儿和安庆绪联合起来在正月初五谋杀安禄山。
内向懦弱的安庆绪在门口把守，而严庄和李猪儿带着大刀就进了安禄山的卧室。这都是安禄山的心腹，尤其是李猪儿，一直是近身伺候安禄山的衣食住行。正因为安禄山没有起疑，李猪儿才顺利的将安禄山砍死。
他们杀死安禄山之后，并没有对外宣布安禄山的死亡，而是矫诏让安庆绪继位而安禄山退位为太上皇。安禄山的尸体也并没有运走，而是就地处理，就在安禄山的卧室床底下挖了一个大坑，将安禄山用毯子一裹埋了，非常的粗糙，更没有任何的安葬仪式，就这么草草的埋了，过了几天，安禄山的死讯才传出来。
至于安禄山后来被埋到了哪里，是真的移尸还是只是建了衣冠冢？这始终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应该很确定，那就是即便将安禄山移尸安葬了，也不会离洛阳很远，毕竟安禄山的死讯是迟了好几天才发出的，远离洛阳的地方建起来的安禄山墓只可能是衣冠冢。不过，至今并没有安禄山墓的消息。
而且在唐朝时期建起来的安禄山之墓，实际上已经被毁了，并不是毁于盗墓贼，而是毁于。安史之乱后的河朔地区成为藩镇，基本就是自治的存在，他们将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封为圣人，建祠堂、修坟墓，为朝廷忌惮。半个世纪之后，卢龙节度使张弘靖毁了安禄山的墓，将其棺椁毁掉了，只是毁的是不是真正的安禄山之墓就难说了。
不过，安禄山墓多半已经在大唐时期就已经被毁掉了。而现在有人认为曲阳的田庄大墓正是安禄山墓，不过这种说法也只是民间说法，经不起考证。
田庄大墓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高大上，甚至超过了一般帝王的规格，根据其中的布局设计、壁画、陪葬品等等的研究，这是一座唐中后期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墓葬，并且是地位很高之人的墓葬，最可能的就是节度使之墓。
墓葬中的一个男尸显示他的死亡是非正常死亡的，四肢不全，胡乱的扔在了墓中，这一点也是为什么有人认为是安禄山之墓的原因之一，毕竟安禄山就是非正常死亡，其尸体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另一个认为是安禄山墓的原因就是曲阳曾经是安禄山的地盘，在安史之乱之后是属于成德节度使的地盘，也就是安禄山养子李宝臣的地盘，李宝臣很可能会为了安禄山修建墓穴。
只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洛阳距离曲阳很远，因此安禄山的尸体在当时的境况下不可能会被运送到曲阳安葬，即便曲阳的风水比较好。而且，如果李宝臣为安禄山修墓葬，怎么可能会没有神道碑和墓志铭，而偏偏田庄大墓中就没有神道碑和墓志铭。
田庄大墓在建成不久之后就遭到了破坏，而且是大规模的官方性质的破坏，之后更是遭到了盗墓贼的光顾，墓中已经被毁的差不多了。
至于墓室的主人究竟是谁已经很难判断，但最可能的还是义武军的节度使之一，前文说了曲阳在安史之乱后成了安禄山养子李宝臣的地盘，即成德的地盘，而成德是河朔三镇之一，在安史之乱后割据，藩镇自治，成为大唐最头疼的问题。
李宝臣去世后，曲阳所在的定州就成为了张孝忠的地盘，而张孝忠归降了大唐，后来唐德宗将定州和易州合并设义武军节度使，而张孝忠就是第一位义武军节度使。义武军在之后的数十年中都是心向大唐的，并且不割据的，张孝忠的后代在担任了几代节度使之后到朝廷为官。一直到黄巢起义后，义武军开始割据，和大唐形成对立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五代十国时期。
已经证实田庄大墓并不是李宝臣的墓室，因此此墓的主人只可能是义武军节度使的墓室，至于是哪一位节度使就不得而知了，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将墓室真的归于哪一位节度使。
此墓在2011年开始曾进行过抢救性挖掘，在其中甚至还发现了英文磁带，其实这不难解释，这里完全用不上穿越伎俩，带着英文磁带穿越到大唐成长为一名节度使，死后，英文磁带成了陪葬品。
实际上，最可能的解释就是现在的人（学生的可能性比较大）掉在墓室中去的，很可能是几个学生发现了这个墓室，然后出于好奇背着书包跑进了墓室，然后不经意间将磁带掉在了那里。
玄武门之变后，退位的唐高祖李渊晚年生活得如何
退休后的李渊不仅心态好，而且还身体好，以60岁的高龄，给李世民陆续生了30几个弟弟妹妹，而最小的那个儿子让现在的中学生特别头疼。
李渊是大唐的开国皇帝，在位仅仅九年，就当了太上皇，但是心甘情愿和退休是有差别的，这也注定了李渊的晚年不会一帆风顺。
而事情的起因，还要从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宫门血案，玄武门之变说起。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黎明，李世民亲率天策府亲信部众在太极宫的北大门，玄武门外设伏，射杀了前去早朝的太子李建成和四弟齐王李元吉。
一下子，李渊就成了失去两名儿子的父亲，当他还没来得及从丧子的惊诧和错愕中回过神来，他的十一位皇孙也已经人头落地。
根据史料记载，六月初四这天午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子嗣，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李世民诛杀殆尽，并且全部被宗室除名。
一夜之间，兄弟阋墙，李渊同时失去了两个儿子和十一个孙子，经历了人世间被悲惨的事，没有人知道这位开国皇帝当时的内心想法。
那时的李渊也许在想，如果他当初没有走出太原，安分守己地做一个晋阳留守，那么一家老小是否还能在兵荒马乱之下，好好生活。
但是，历史不可改变，李渊走出了太原，成为了大唐的开国君主，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巅峰，那如今所承受的一切，就一定值得吗？
此时的李渊已经万念俱灰，变成了一个垂垂老矣的父亲，他已经无法掌控李世民的想法，但是他正在尝试着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
后的三天，李渊正式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下旨。
令军国事务，不论大小，悉数委以太子处决。
两个月后，李渊正式禅位，称太上皇，正式归政与李世民，开始了深居简出，清闲避世的生活。
成为大唐皇帝的李渊，也曾憧憬过当太上皇的悠闲生活，但是主动让位和下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李世民虽然是李渊的儿子，但是他亲手杀了自己的兄弟，让李渊还是颇有怨念。
- 1、贬谪李渊旧臣裴寂，架空李渊的实权
虽然李世民已经通过兵变，得到了皇权，但是他对李渊依然是不放心的，于是他将目光瞄准了李渊曾经的旧臣，裴寂。
贞观三年，裴寂受到和尚法雅的牵连，被罢免职务，遣送回老家，此时的裴寂已经六十岁高龄了，位极人臣，能够回到老家保住性命，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
但是，裴寂向李世民求情，想要留在长安城，因为这里还有他的老朋友李渊，他不忍心将李渊一个人扔在大唐后宫，孤独地生活着。
李世民深知裴寂的心思，驳回了裴寂的请求，并且训斥裴寂，不过是依傍太上皇的恩泽，才能坐上今天这个职位，在位期间，没有任何贡献，还给大唐带来许多弊政，让裴寂回老家就已经是开恩了。
无奈之下的裴寂，只能告老还乡，远离长安城。李世民的做法让李渊再次感受到了危机感，深知自己这个太上皇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了，至此对于皇权更加没了心思。
- 2、不愿让出太极宫，让李世民的皇位显得名不副实
虽然没有了权利，但是李渊迟迟不肯将专属于皇帝办公的太极宫让出来，依旧住在里面。李世民碍于李渊父亲的身份，不能步步紧逼，于是只能住在偏殿办公，但是时间一长，李世民也心生怨气。
贞观二年九月，遇到了旱灾，这在当时的古人心中，肯定是与皇帝的功绩有很大关系的。
一天，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表示，太上皇所属的宫女太多，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用处，白白浪费粮食，所以积聚怨气，造成了旱灾。
朝臣将矛头直指李渊，李渊十分错愕，但是却得到了李世民的大力表扬，于是为了顺应天意，李世民下旨，将太极宫的大部分宫女都放出宫去，以示皇帝恩泽。
李渊身边瞬间失去了许多伺候的人，望着这空荡荡的宫殿，李渊再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李世民的压力，他也明白了自己儿子的意思。
根据史料记载：
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
就这样，李渊搬出了太极宫，搬去了大安宫居住。实际上，弘义宫是李渊为李世民准备的住处，但是随着李渊的搬入，这里正式更名为了大安宫，这也成为了李世民与李渊皇权交接最重要的标志。
李世民与李渊的关系，随着李渊搬出太极宫，也稍稍有了缓和，李世民也深知李渊不会再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于是对于父子关系，也开始尽力修补。
- 3、李渊退休9年期间，生下了30多个弟弟妹妹，而李世民对这些弟弟妹妹也十分宽容。
或许是知道大势已去，李渊也安心地做起了太上皇，在大安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亦或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丧子之痛，李渊在当太上皇的九年时间里，陆陆续续生了30个孩子。
李渊这么能生，也给李世民带去了许多烦恼，当时的李世民已经可以做爷爷了，但是，还冒出了这么多弟弟妹妹，使得皇室的辈分十分的混乱，但他也无可奈何。
而此时的李渊就在大安宫中，尽心尽力地抚养自己的孩子，享受着天伦之乐，两耳不闻窗外事。
据说，李世民曾经派大臣到大安宫中给李渊送珍羞美味，李渊的十八子李元名只有十岁，不懂礼节。李渊让他对大臣行礼，但是李元名却说，大臣是自己二哥家的奴才，不用行礼。
李世民听说这件事情后，不但没有对李元名惩戒，反而称赞他不愧是自己的弟弟。李世民对后来的这些弟弟妹妹们的宽容，也让他与李渊的关系，稍微有了点缓和。
但是，李渊的这些孩子们虽然后续都与皇位无缘，但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虽然李世民尽量地善待了他们，但还是有人举兵谋反，李世民也只能忍痛杀之。
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可能要数李渊的小儿子，李元婴。李元婴得到了李渊很好的教养，长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男子，也因此吸引了许多文人齐聚府上。
有了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一直都很防范这些皇子，于是再三思量之下，将李元婴封为滕王，将他远离长安城。
李元婴离开长安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依旧做着自己的风流王爷，每日以文会友，尤其是李世民去世期间，也依旧宴请宾客，这让刚继位的李治十分恼火。
但是碍于叔叔的辈分，李治只能将他贬到了苏州，过了一年又贬到了洪州，李元婴不管被贬去哪里，都毫不介意，还在洪州修建了一座阁楼，用来会客交友。
这座阁楼就是后世著名的滕王阁，阁楼竣工后，他便邀请好友前往观赏，被路过的诗人王勃记录下来，成就了后世传颂的《滕王阁序》，也是让现代中学生十分头疼了。
也正是因为此时，李元婴再次被李治斥责，削去了他的滕王之位，再次贬到了滁州，继续他的潇洒生活。由此可见，不管是李世民还是李治，对待李渊的这些儿子们都是十分宽容的。
而让李世民与李渊关系回归正途的，还是李世民在与突厥的战斗中取得大胜，了却了李渊多年的心愿。
4、李世民大败突厥，生擒颉利可汗
李渊对于李世民诛兄杀弟这件事上，一直耿耿于怀，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情也在慢慢修复，但是李渊心中一直存在心结。
而在李世民大败突厥，生擒了颉利可汗之后，李渊彻底原谅了李世民，原谅之余，他还异常高兴，邀请了李世民与王公贵族，还有朝廷大臣，一起在凌烟阁举办了宴会。
宴会上，李渊弹奏琵琶助兴，李世民则和着音乐翩翩起舞，这之后，李世民与李渊的关系彻底恢复了。自此之后，李世民便邀请李渊参加各种宴会，每逢佳节，都会带着长孙皇后与孩子们到大安宫中与李渊团聚。
此时的李世民，在李渊面前，再也没有以皇帝的身份自居，而是以儿子的身份尽孝于李渊的身边，而李渊也因为与李世民关系的缓和，逐渐拥有了幸福的晚年。
最后
公元635年，时年71岁的李渊，走完了自己难以名状的一生。临终之前，这位曾经至高无上的帝王，念念不忘的仍旧是承继汉魏，重振礼乐的家国梦想。
在遗诏中，李渊留下了最后的心愿。
既殡之后，其服轻重，悉从汉制，陵园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
很多人都记得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大唐的繁荣，却极少有人记得李渊这位开国皇帝，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群雄并起。
李渊虽然已经年近半百，但是他不失为一位斗志昂扬，壮心不已的果敢领袖。他不仅重新统一了全国，更是为大唐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而言之，他的武德之治，他曾经的辉煌，都不该被历史的洪流湮灭。
汉武帝灭刘氏家三族三万余人，究竟是为了何事
汉武帝刘彻被公认是一位雄才大略之君。细究史书我们会发现他生逢其时。他即位之时，汉帝国正处于上升期，前面文帝、景帝采取与匈奴和亲、与民生息、韬光养晦之策，开创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不仅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为刘彻铺好了继续发展的道路。以此为基础，汉武帝刚一上位，就整饬军武，攫拔年轻将领，以消除边患，开疆拓土为己任，之后他发兵击匈奴，进一步拓宽了大汉的版图，应该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当然，史家对他还有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另一类评价。
汉武帝年轻时就痴迷长生不老之术，到了晚年，就愈发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史载，他曾在太始和征和年间好几次东巡，模仿秦始皇派徐福赴东海求取不死仙药，企图遇见传说中的神仙。但神仙虚无缥缈，踪迹难寻，汉帝国反而天灾人祸不断，五谷歉收，弄得武帝心烦意乱。
彼时年迈的武帝正宠幸钩戈夫人，老夫少妻，渐觉精力不济，病邪侵体，再加上因公孙贺案赐死了两个亲生女儿，更加心神不安，长此以往，精神愈发恍惚。一天在宫中午睡，突然梦到许多木偶小人，挥舞木锤击打他，他惊出一身冷汗，被吓醒后仍感心惊肉跳，久久无法恢复平静。
恰在此时，江充求见。江充靠告密起家，心如蛇蝎，手段狠毒，深得武帝的青睐和信任。江充被武帝封为直指挥使，专门督查近臣以及宗室贵戚的过失。
武帝见了江充，告诉他自己梦境中的怪异惊悚场景，江充深谙其意，便趁机断定是巫蛊所为。武帝笃信不疑，就派江充立即查办此事。
江充为了谄媚武帝，邀功请赏， 派几个胡巫（西域巫师）到处乱挖一气，一旦在谁家挖出偶人，立即抓捕拷问。其实胡巫挖出来的木偶，都是江充唆使他们事先埋好的。江充用烧红的烙铁严刑逼供，逼官民承认皇帝，许多人熬刑不过，只得自诬供认 ，就这样，前前后后共有数万人被江充害死。
这时的江充势焰熏天，在朝中无人敢惹。得势的他开始考虑为自己留后路。江充曾经好几次得罪太子刘据，害怕他继位后展开报复，于是开始不择手段的栽赃陷害太子。江充曾经过太子家人，而且他利用巫蛊大兴冤狱，株连甚广，许多人被冤杀，太子也很有怨言。江充知道，一旦太子上位，第一个被诛杀的定是自己，因此必须在自己当红时整垮太子。
太子刘据是卫夫人（卫青之姐）所生，生性谨慎、敦厚，经常为人洗脱冤狱，因而颇有声望。起初汉武帝很喜欢他，后来又觉得他才具平平，不像自己，开始不太满意，多亏卫夫人提醒太子对武帝曲意奉承，这才没有被废黜。江充利用武帝矛盾心理，伙同黄门侍郎苏文一起构陷太子。
小人最善察言观色，更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江充抓住武帝追求长生不老、迷信神巫的心理大作文章。他指使一个叫檀和的胡巫向武帝报告，说宫中有人下蛊，瘴气弥漫，如果不赶快清除，皇上的病就会越来越重，最后恐怕不治。武帝一听就信之不疑，立刻命江充进宫挖偶人，清除蛊毒。
江充拉大旗作虎皮，手持诏书，在宫里到处挖蛊，在别处挖出的不多，唯独在卫后、太子宫中挖出了许多木偶，特别是在太子刘据的东宫里还掘出了咒符，江充不问青红皂白，以此为证据，声称要上告皇上。
太子从未埋设偶人父皇，但见当场被挖出了许多木偶、咒符，百口莫辩，他深知武帝的脾气，立即慌了手脚，束手无策，连忙召来太子少傅石德，向他问计。石德知道此事厉害，怕受牵连，就向太子献策道：“丞相公孙贺父子和两位公主就是受巫蛊之事牵连而被诛杀的，如今从你的宫中掘出了木偶咒符，即使明知是栽赃陷害，但也说不清楚了。如今唯一的办法是抓住江充等人，弄清楚事实原委，再想法自救” 。太子认为江充手持皇帝诏书，不能擅自逮捕。石德劝道：“皇上卧病不能理事，奸臣一定是欺蒙于他，如此胡作非为，你若不当机立断，岂不是重蹈秦太子扶苏的覆辙吗”？太子深觉有理，就假传圣旨，征调禁军，抓住了江充。苏文等帮凶却逃到了甘泉宫。
太子下令处决了为非作歹、肆意陷害的江充，将巫师檀和烧死，并派人通报卫皇后， 还打开武库取出兵器，命人守住长乐宫门。
苏文等人逃进甘泉宫，向在此养病的武帝报告说太子已经举兵，江充已被他捉去。汉武帝虽然老病，但还算清醒，对苏文说：“太子生变，恐怕是因为江充掘出蛊毒之事，快把他找来，我要当面问清楚”。使者在苏文的授意下不敢去传唤太子，只在宫外躲避多时，兜一圈后回来向武帝复命道：“太子确实已经谋反，不仅不愿意前来，还差一点杀了我” 。
武帝大怒，命丞相刘屈氂率军抓捕太子。刘屈氂立刻发兵攻打长乐宫。太子再次慌神，又无法可想，只得再次假传圣旨赦免牢里的囚犯，再将他们武装起来，由少傅石德率领，准备迎敌。
太子和丞相刘屈氂各自督军血战三天三夜，死伤无数，血流成河，仍旧无法分出胜负。第四天，武帝得知太子矫诏，满朝文武们这才纷纷率兵帮助丞相，攻打太子，此刻坊间盛传太子举兵，形势对他十分不利。太子见情况危急，又强征长安百姓为其出战，鏖战了两昼夜，被官军击溃，太子太傅石德被杀。
太子刘据携两子乘乱逃跑。武帝听说太子，大发雷霆，他下令将守门官田仁处死，还逼杀了袒护田仁的御史暴胜，还将并未出兵协助、但和太子交好、私自受节的护军使任安腰斩。武帝还未罢手，他收了卫后的印绶，逼其上吊，卫氏一族全被诛灭，太子的嫔妃也全部被赐死，随同太子谋反的东宫将吏也全部被处死。
太子逃到湖县，藏匿在泉鸠里，那里的人们虽然收留了他，但却异常贫困，无法供养他。不想走漏了风声，地方官率兵前去捉拿他，将泉鸠里团团包围，太子见走投无路，便悬梁自缢而死。他的两个儿子（武帝之孙）和泉鸠里人奋力抵抗，全部被杀。
汉武帝虽然恼恨太子，但未必想杀掉他，见他既已被杀，两个孙子也死了，也不能再行反悔，只好照原来的许诺，厚赏了那些率军围攻泉鸠里、缉拿太子的地方官。见这么多刘姓子孙因太子巫蛊谋逆缘故被屠戮，武帝有所醒悟，他派人调查江充等人挖偶人一事，不久大白，原来是江充弄虚作假，栽赃陷害太子，为的是迎合自己。武帝暴怒，下诏将江家满门抄斩。
汉武帝晚年糊涂，其症结在于宠信方士，痴迷巫术，妄想长生不老；又兼刚愎自用，戾狠猜忌。人性的贪婪是永无靥足、十分可怕的，做了九五之尊的皇帝仍嫌不足，还想得道升仙，安享万代之福。最终被奸人利用，祸及子孙。史载，因巫蛊之祸牵累，从帝都长安到各封国以及诸郡县有数十万人被株连，其中卫氏外戚被屠戮一空， 因此案而死者多达数万人，其中有许多是刘氏子孙（有没有三万待考）。
据说，后来汉武帝对此事追悔莫及，在长安筑了一座高台纪念冤死的太子刘据，名曰“思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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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礼仪怎么理解
春秋时期的国家政治生活简而言之就是一个“礼”字。这个“礼”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礼仪，它包含很多层面的意义。比如，它代表了祭祀、等级、社会秩序、市民生活的基本规范和程序规则。
首先是祭祀方面，主要就是特殊的人与天神、地祇、人鬼之间的沟通。春秋战国时期距离上古并不遥远，当时还存在能与天地相交流的巫师和祭司。特别在楚国等南方国度之中，巫师在国家政治生活与市民社会生活当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们负责沟通人和其他维度上的精神力量。君王通过他决定国家的相关大事，包括战争、婚姻、子嗣等方面。在祭祀活动当中有非常复杂而又有序的规则程序需要遵守，初献、亚献、终献、祚肉、祭酒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这就是在祭祀当中的礼。
而在等级秩序上的礼则是将整个国家中的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定位，禁止等级与等级之间的任意流动。比如说春秋时期诸侯就是诸侯。卿大夫就是卿大夫，当卿大夫取代诸侯而自立时，就宣告了政治生活、等级秩序中的“礼”彻底崩塌了。春秋时期比较著名的三家分晋，就是晋国三个最大的卿大夫成为了诸侯，而这也意味着战国时代的来临。这就是春秋与战国之间最大的区别，到了战国时期等级的界限就更加模糊。很多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提升自己的等级，向权力核心靠拢。整个社会也升发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战乱纷纷，但是乱世之中也崛起了许多英雄豪杰。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礼”主要体现在日常礼仪上。这主要就是针对市民生活而言的，比如婚姻当中需要经过哪些特定的步骤，每一环都不能有所缺失。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等级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规则，不能违背和混乱。饮食当中也存在不同的礼仪尊卑之分。士人有士人的用餐礼仪，庶民有庶民的用餐礼仪，诸侯有诸侯的用餐礼仪。比如说鼎是当时的一种饮食工具，不同等级的人可以使用不同数量的鼎来盛放食物，诸侯可以享受七鼎，卿大夫可以享受五鼎。著名的例子还有孔子在宴会上，肉割的不整齐不吃，席子摆的不正确不座，这就是为了凸显出一个人的等级和尊卑。这种等级规范一直延续到了战国末期，秦朝统一全国后又制定了一套新的社会规范取而代之。
